尤为精彩的，是对历来被认为是庾信乡关之思代表作的《哀江南赋》等名篇思想内容的重新探索，为庾信研究开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局面。
庾信是六朝、也是整个中国文学史上十分重要的作家，但内地尚未有过研究他的专著出版，此书是第一部。著者鲁同群，从名师段熙仲受业，于1982年以《庾信传论》的优秀论文获文学硕士学位。又经过十几年的继续钻研，撰成现在的《庾信传论》。
此书25万余字，分为八章，附录《庾信年谱》等，对传主的家世、生平、思想、创作以及对后世的影响、后人对他的评价，进行了系统、全面、深入、崭新的考论，尤为精彩的，是对庾信由南入北以后仕宦经历的考证，并在考证其诗赋写作年代的基础上，对历来被认为是庾信乡关之思代表作的《哀江南赋》等名篇思想内容的重新探索，为庾信研究开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局面，实在难能而可贵。
著者考出：庾信入北后，仕宦并不得意，位望并不通显。“抚军将军”、“车骑大将军”为戎号，“大都督”、“开府仪同三司”为勋官，皆不为时人所重。由于官卑职小，生活贫乏，处境困难，遭人谗毁，深深感受到国破家亡后的巨大痛苦，加以他的性格因素，常有不切实际的高自期许，所以这时怀乡之思特别浓厚。时间渐久，境遇较顺，创痛稍平，但自惭自悲失节的心情，一触即发，至死未能消除。著者在书中实事求是地恢复了庾信的本来面貌，一个既悔恨自己屈身事敌，又对自己官卑职小满腹牢骚的心态矛盾的庾信，活生生地显现在广大读者眼前。这是《庾信传论》的一大贡献。
《庾信传论》对传统观点的另一重要突破，是对庾信重要诗赋的写作时间和动机的重行考证。如《哀江南赋》作于557年尚无职事官之时，其主旨是向北朝政权求官。《枯树赋》作于560年入麟趾殿校书之时，其内容，一是讽刺北方文士，二是同情南方士人在战乱中所遭不幸，三是感叹自己“沉沦穷巷，芜没荆扉”。既非暮年诗赋，亦非乡关之思。《周书·庾信传》所谓“信虽位望通显，常有乡关之思，乃作《哀江南赋》以致其意”，出于偏袒，不符合实际。杜甫诗所云“庾信文章老更成”，“暮年诗赋动江关”，含有以庾信自况之意，“暮年”与“老”并无确指。后人不察，引以为据，对《哀江南赋》等名篇的写作时间与动机产生了误解。
必须指出，《庾信传论》对传统观点的重要突破，是著者独立思考，深思熟虑的结果，是坐了十几年冷板凳的结果。
虽然如此，著者仍保持十分谦虚谨慎的态度。表现之一：陈寅恪考证《哀江南赋》作于578年，此后论者大都采用陈说。鲁同群否定陈说而提出作于557年之新说，较为合情合理，但他并不自矜，反而说，前辈学者“所治者大”，未暇对一个作家、一篇作品花费太多精力进行研讨，使他有机会取得突破。又说，虽否定陈说，但也从陈的文章中得到启迪，即解决《哀江南赋》的写作年代问题，必须从赋中去寻找线索。
我看了《庾信传论》既感到高兴，又感到遗憾。因为：我正主编《六朝文学丛书》，如果早知道鲁同群有这部书稿，一定要争取收入丛书，今失之交臂，深为遗憾。我的遗憾，也就是天津人民出版社的成功。众所周知，现在出版高雅的学术著作不易，当我们欣赏《庾信传论》时，对于天津人民出版社的眼光和魄力，是应高度评价的。
